摘要：
胡同的由来胡同胡同的由来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北京日益现代化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 胡同的由来
胡同
胡同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北京日益现代化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与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人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人中国，(见《国故谈苑》卷二)实为误解。”（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胡同景点介绍
什刹海
元朝初年，这片水域叫积水潭，它是大都漕运的终点，无数南来的船队都在此靠岸。萨兆沩先生在《净业觅踪》说，那时两岸“饼铺饭馆云集，酒旗绵延数里”，“春雨清尘，桃李盛开，酒楼悬挂的酒旗，迎着东风招展。那青底红字的酒旗，绵延达数里之遥”。可见，当时已是一片繁荣景象。
在明代，因湖边有座什刹寺，这片水域随之被称作什刹海了。元代的漕河逐渐废弃，积水潭日益内缩，慢慢形成彼此相连的三个小湖，往日船货云集的水陆码头，一变而成波光潋滟的宁静水乡。当时的诗人李东阳在湖边流连，兴之所至，赞它为“城中第一佳水”。公安三袁也联袂而来，在湖畔结社，饮酒，赏月，吟诗，留下一段佳话。
在清代，三个小湖分别被通俗地叫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相连，南接北海、中海和南海，而中海和南海的东侧，是紫禁城。不知是骄傲还是悲哀，紫禁城里最后两任皇帝，都出自后海东岸的醇亲王府，大清帝国最后几出惨烈的大戏，其实早在什刹海畔就拉开了序幕。
恭王府恭王府开放时间8:30-17:00,恭王府位於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相当於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碑石长7.9米，贯穿整修假山。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嘉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估计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於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2月22日和珅被“赐令自尽”。
胡同（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2米。据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
据说，当时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烟叶装在烟袋中。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这条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黑色的烟袋杆儿，金色的烟袋锅儿，这样的标志真可谓生动形象至极。在烟袋斜街的东口路北有一家"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的木雕大烟袋，足有一人多高，粗如饭碗一般，金黄色的烟袋锅上还系着条红绸穗，十分醒目。这"双盛泰"的大烟袋真称得上是北京同行业中的头号大烟袋了。
除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象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可谓名副其实了。
烟袋斜街的名字越叫越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银锭桥
银锭桥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为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故称银锭桥。是什刹海的风景之一，燕京小八景之一。过去站在银锭桥上可遥望西山，景名为“银锭观山”。1984年，原桥拆除重建，仍以银锭为名。
鼓楼
鼓楼位于北京市中轴线上、鼓楼东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交会处。与钟楼一起，元、明、清时为北京全城报时中心。“暮鼓晨钟”使全城有序可循。
1924年后停止，1990年起，每年除夕恢复鸣钟击鼓。
鼓楼是一座单体的木结构古代建筑物。灰筒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项，通高46．7米，通面宽34米，通进深22．4米，檐下有单昂单翘五踩斗，旋于彩画。楼底层共有拱券式门八座；南北各三座，东西各一座。北墙东侧有旁门，内有登楼石阶梯，南北向倾斜45。，共60级，然后拐弯向西，东西向倾斜45。，亦有9级，即攀登69级石阶梯方到达二楼。
二楼四面均有六抹方格门窗，四周有廊，宽约1．3米，带木护栏，望柱高1．55米， 建筑面积为1925平方米。第三层是暗层。整座建筑坐落在高约4米的砖石台基上，通宽为56米，通进深为33 米。南北有砖砌阶梯，东西为墁坡路。鼓楼总占地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南侧门前有石狮子一对，高约1．25米。
更鼓，为报时器具，置于鼓楼二层上，原有25面，其中，大鼓1面、小鼓24面(以代表1年24个节气)。现仅存大鼓 一面。这面大鼓鼓面直径约1．5米，是用整张牛皮蒙制的，但鼓面已是刀痕累累，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日本军队所为。
鼓楼击鼓报时，有一定的规律。每晚7时“定更”，击鼓两通，共108声，以后，每个更次都击鼓两通108声，直至五更(晨5时)击最后的“亮更”鼓。击鼓也有一定的节奏，至今，北京仍流传着“紧十 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之说。
鼓楼上原有铜壶滴漏一座，但早已遗失无考。载：“鼓楼之铜刻漏制极精妙，故 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口安挠神，设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是增添，冬则用火温之。”当时，钟、鼓二楼击鼓撞钟均以此为度，到了清代改用时辰香计时后，漏壶计时法方废止。
麒麟碑，原在麒麟碑胡同，传说是明代仇鸾府前石影壁浮雕麒麟，故名之。后因仇鸾势败，这块碑被埋在地下，清末民初出土后。被移到鼓楼内。
1949年后，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馆址，1984年对鼓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
北京胡同名字趣谈 :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因为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3、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4、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5、北京的土语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6、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7、以衙署官方机构命名的胡同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8、以市场贸易命名的胡同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9、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10、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11、胡同与人名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
现在的胡同源于什么族？
胡同，源于bai蒙古语gudum。 元 人呼街巷为胡同，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 元 关汉卿 《单刀会》第三折:"你孩儿到那 江 东，旱路du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zhi。" 清 袁启旭 《燕九竹枝词》:"鞭梢乱点出胡同，道dao遇诸王一阵风。"《老残游记》第六回:"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府里南门回大街西边小胡同里，有一家子，只有父子两个。" 叶圣陶 《线下·马铃瓜》:"从我家到贡院前，不过一里光景的路，是几条答冷落的胡同。"
北京胡同名字的来历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北京日益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四、胡同与巷弄
“巷弄、胡同——巷去声，绛韵，古音胡贡反，本从共得声，读若‘弄’，至后汉始读今音，胡绛切。楚辞巷字作街。《诗经·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巷和迭叶韵，读弄音。弄出于楚辞，春秋楚国地方，即今两湖、江苏、安徽等地。故南北朝时，《南齐书》所载：‘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西弄，即西巷，急读为弄，缓读为徊，即胡同。今北京街道称为胡同，上海人将‘小巷’叫‘弄’，即此之故。近人程树德说胡同为元代北方蒙古族方言，自元始传人中国，(见《国故谈苑》卷二)实为误解。”（引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7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胡同来源
胡同，也叫“里弄”“巷”，是指城镇或乡村里主要街道之间的、比较小的街道，一直通向居民区的内部。它是沟通当地交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道路通达情况，胡同分为死胡同和活胡同。前者只有一个开口，末端深入居民区，并且在其内部中断；而后者则沟通两条或者更多的主干街道。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著名的胡同：北京的东交民巷、什刹海胡同等。
词的由来
不是标准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
西郊民巷
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明代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记载：胡同本元人语。
根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学术界对“胡同”一词含义和来源的解释主要有三种：
1、水井：在蒙古语、突厥语、满语中，水井一词的发音与胡同非常接近，在历史上，北京吃水主要依靠水井，因此水井成为居民聚居区的代称进而成为街道的代称，由此产生了胡同一词；
2、元朝时遗留的名称：蒙古语将城镇称为“浩特”，蒙古人建元朝后，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来“浩特”演化为“火弄”或“弄通”，进而演化成今日的“胡同”和“弄堂”。
3、胡人大同：认为胡同一词是元朝时政治口号“胡人大统”的简化版。
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大多源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
菊儿胡同
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北京有多少胡同呢？老字号人说：“大胡同三千六，小的多如牛毛。”意思是说多得数不清。胡同浩繁以千计，若问到底北 京有多少胡同，我看，最好的回答也是这个。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明、清以后又不断发展，所以具数目也不一样。就元朝来讲，从《析津志辑佚》中记载：“三 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也就是说共有街巷胡同四百十三 条，其中二十九条直接称为胡同，而那三百八十四条火巷，其 实也是广义上的胡同。
明朝北京城胡同又有变化，据明朝人张爵在《京师五城坊 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一千一百七 十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四百五十九条。
“胡同”的由来？
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有街、巷，称谓大体相同，某某街、某某道，而只有北京叫“胡同”。胡同一词的由来至今有几种说法，但都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关。
第一种说法是：蒙古语称城镇为“浩特”，大家熟知现在我国内蒙古省会名称是“呼和
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建元朝，将北京作为大都，便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被京城汉人读音诈叫成了“胡同”。
第二种说法是：“胡同”本是蒙古语“井”的意思，其发音为“忽洞”。现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赛因忽洞”（好井）、“哈业忽洞”（双井）。因为城镇居民生存离不开水井，所以“井”渐渐成为人们居住地的代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也将此语带入中原，“忽洞”谐音变为“胡同”。
第三种说法是：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汉人仍私下叫他们“胡人”，胡同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种说法是：胡同"一词最早来源于女真族的"霍通"一词。女真语把"聚族而居"的意思表达为"霍通"、"火瞳"等词。当时蒙古语和女真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蒙古族建立元朝后，"霍通"一词便被广泛使，被汉族人译成了"胡同"。明朝沈榜在《宛署杂记》里曾写道："元人呼街巷为胡同"。《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出现了"浩特儿"一词。这些说明"胡同"一词最早使用于元代。
胡同的来历
史家胡同的来历：
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南大街，南与东、西罗圈胡同相通，北邻内务部街，属朝阳门街道办事处管辖。据传是以当地史姓大户而得名。
史家胡同，明朝属黄华坊，清朝属镶白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京华、官学大院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八条，后恢复原名。
该胡同建筑整齐，房屋较好，多为大宅院，据老住户讲，清末中法银行董事长刘福成、名妓赛金花(傅彩云)都有宅第在此胡同内。胡同内51号院为章士钊先生故居。章土钊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总长，1949年曾作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遂到香港。后又回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随后全家也来到北京。开始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家，由于两家人口都比较多，居住比较拥挤。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探望章士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便亲自出面解决章的住宅问题。章夫人选中了史家胡同51号院，是一个三进院。章士钊认为，一家人住太大了，便将第三进分了出去。章士钊去世后，由他的家属居住。1984年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胡同内55号院，大门影壁上有砖刻和亲王诗，两边还有对联。
